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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辣文小说网 > 穿越小说 > 张居正大大传 > 第16章
    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,甚至拒绝皇上底荣命。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,恪疏称“大臣进用,宜出廷推,未闻有传奉得者。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,请赐罢黜。”(《明史》卷一八五《徐恪传》)这是一个好例。可是特简底制度,永远和会推底制度并存。干练的君主,用人行政的时候,甚至大都出于特简。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,特简底大权依然存在,但是简用的大臣,不是出于首辅底推荐,便是出于近幸底引进。居正这次入阁,全是徐阶底力量。居正自言“圣主念甘盘之旧,不弃簪履;元翁垂接引之慈,无遗管蒯”,(书牍一《答中丞洪芳洲》)所谓“元翁”,即指徐阶。

    入阁以后,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。无疑地,居正是热恋政权的。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,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,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,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底政权,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底政权。政权在手中了,他要有一番作为。隆庆元年,他还只是一个新进,阁中充满他底老师和前辈,只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,但是在他入阁以前,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。可是居正既经入阁,便有一番抱负。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,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,现在事情不同了,一切都看在他底眼里。入阁之初,他有这样的几封信:

    仆以浅薄,骤冒非分,日夕惶惶,罔知攸措。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,惟虚平此心,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。至于转旋之机,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,士大夫责望素深,或不能尽如其意,然亦不暇顾矣。(书牍一《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》)

    深惟谫薄,任过其才,夙夜念之,若为称塞。惟当坚平生硁硁之节,竭一念缕缕之忠,期不愧于名教,不负于知己耳。(同卷《答中丞洪芳洲》)

    仆以谫薄,获依日月之末光,猥从末阶,骤跻三事,束栌作柱,用荷为梁,庸愚之人犹将嗤之,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?乃辱不鄙,远赐问贺,奖借过情,重增其愧。至勉仆以作者之事,尤不敢当。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,世不多见。明兴二百余年,名世之辅,专门之彦,凡几作矣,而一代文章,犹未能追踪古昔,乃欲责之于椎鲁人,讵能耶?若使以其硁硁小人之守,倦倦纳诲之心,朝夕俟衮职有缺,时用一缕补之,以仰答隆遇而免于罪戾,或庶几耳。(同卷《答宗伯董浔阳》)

    关于居正入阁之初,还有一段记载,应当辨正的。王世贞《张居正传》,称“当居正之进阁,阁臣凡六人,……居正最后拜,独谓辅相体当尊重,于朝堂倨见九卿,他亦无所延纳;而间出一语,辄中的,人以是愈畏惮之,重于他相矣”。其后《明史》居正本传亦称“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,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,居正最后入,独引相体,倨见九卿,无所延纳,间出一语,辄中肯,人以是严惮之,重于他相。”《明史》本传底记载,完全根据王传,连字句方面,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。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。

    这段记载的错误,是时间的错误。居正倨见九卿,为众严惮的时候,是有的,但是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。万历元年九月,吏部尚书杨博致仕,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,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,老成人退休了,九卿之中,不是居正所汲引,便是他底亲戚,居正身为首辅,连带阁中的吕调阳、张四维,都几乎成为他底僚属,何况九卿!“倨”是诚然有的,“惮”也理有固然。但是隆庆元年,居正入阁之初,杨博为吏部尚书,葛守礼为户部尚书,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,在官阶方面,都在居正之上,本来谈不到“倨”。隆庆六年六月,神宗即位,居正当国,七月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。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,比居正前两科,居正见树声,用后辈见先辈礼。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,因为客坐稍偏,简直不肯入坐,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,方肯接谈。这里固然看到树声底严正,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底礼遇。居正当然有居正底气魄,但是要说入阁之初“倨见九卿”,这是时间的错误。

    隆庆元年四月,居正进礼部尚书,兼武英殿大学士。据《文忠公行实》,这次进官,因为“永乐大典成”底原故,当然这是指重修《永乐大典》底故事。

    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,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。隆庆初年的内阁,实际是三个名臣底内阁,——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。居正和徐阶、高拱,都有相当的关系,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,但是徐阶、高拱底对立,正在逐日地尖锐。

    第一个攻击高拱的,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。世宗病重的时候,高拱从直庐里,偷偷地回去,准备搬家。应嘉知道了,提出弹劾,世宗在昏眩的当中,一切不问,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,一定受了徐阶底指使,事态便扩大了。高拱有仇必报,本来谈不上容忍,一切正在等待机会。隆庆元年,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。京察是明代的制度,宪宗成化四年,奏准,京官五品以下,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。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,每六年一次举行。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,但是万历以前,有时还

    来一个特别考察.这便是所谓“闰察”。本来明朝底文官制度.是终身制,象那些“改组”、“裁员”,以及“手谕”开除这一类的制度,都还没有发明。在大臣手里的威柄,只是“京察”。这个威柄,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,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,不受任何的干涉。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,这一次的京察,连御史、给事中都降黜了,算得雷厉风行。偏偏杨博底同乡,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。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底公愤。第一个攻击杨博的,又是胡应嘉。

    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,庇乡里,错是没有说错,可是恰恰错在应嘉底吏科给事中上面。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,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,事前没有提出异议,事后偏要提出弹劾。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,下令内阁商量处罚。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。

    内阁当中,郭朴和高拱同乡,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。他毅然地说:“胡应嘉出尔反尔,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,应当革职。”

    “应当革职为民,”高拱也说。

    徐阶看了郭朴,再看高拱,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,没奈何,只得点点头。胡应嘉底革职,算是革定了。

    明朝的言官,真是了不得。他们是一窝胡蜂,你动了一个,他们会来一群。都察院有的是御史,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,你瞧罢!京察的时候,吏部尚书对于言官,照例谈不到降黜。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,偏偏郭朴、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,胡蜂窝惊动了,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“奸险横恶,无异蔡京”。给事中辛自修、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,御史郝杰直攻高拱“无宰辅器”。事态更加严重了。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。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,处分减轻了,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。欧阳一敬再劾高拱“威制朝绅,专柄擅国,亟宜罢”。高拱当然不能承认,便来一次答辩。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。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,一边斥责言官: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。

    可是高拱没有满意。高拱希望徐阶拟旨,给言官们一次廷杖。杖,杖,杖!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,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,通常是一次廷杖,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,杖一下,算什么?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;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,自己也不是严嵩,至于为了高拱,再和言官们结怨,那更犯不着;他再三考虑,只是摇摇头。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,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。“你手下有言官”,高拱想,“我手下也有一两个”。

    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。在应嘉事后不久,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。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底众怒,大众聚齐了,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。一敬劾齐康,齐康也劾一敬。“你说我是高党,我便说你是徐党。”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,弹劾,弹劾!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,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底气势。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。但是最后的一枝箭,却从南京放过来。

    京察底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,在京察的时候,得到贬黜处分的,连皇帝也留不得,神宗万历以后,偶然还留几个,这真是偶然了。隆庆以前,京察是无上的威权,五品以下的官吏,一经“察典”,便是终身的耻辱。这是“上剋下”。但是明朝的制度,一切都有个平衡,有了“上剋下”,当然便有“下剋上”。四品以上的官,是京察管不了的,他们在京察这一年,每人照例“遵诏自陈”。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,听候皇帝底处分。当然这是一种形式,自己不妨来一个“学疏才浅”,用不到直抉隐微,自行攻击。但是给事中、御史们,可以提出“京察拾遗”;经过“京察抬遗”的,没有幸免底机会。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,因为要顾全身分,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。拾遗底责任,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。就在隆庆元年五月,高拱致仕。高拱去了以后,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,到九月间,郭朴也致仕。这一次阁潮里,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
    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,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,在左右为难的当中,总算没有得罪老师,也没有得罪朋友,但是他对于言官们底嚣张,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。